很早以前，看过一个报道，一位部队的科研领导人多次把科研报告的署名或者第一署名让给科研组的年轻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也得到了写报道的记者的赞美。但我却有些疑问。我有一种朴素的想法，东北话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假如你应该在科研报告上署名，却把它让了出去，被你让的人岂不是捡了你的便宜？捡人家便宜，获得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你自己得了一个舍己为人的好名声，让别人得了一个爱捡便宜的坏名声，岂不是有点儿“那个”？
在许多人看来，署名是一种荣誉。但是，作为科研报告，署名首先是一种责任——署名者要为科研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所谓文责自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光荣与耻辱，都属于作者。不在自己主持的工作报告上署名，恐怕不能说是“把荣誉让给别人”的高尚，相反，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造假行为。
当然，现在我们更多地看到相反的情形：明明不是自己作出的成绩，却偏偏要利用权力和地位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上面，而且往往要署在前面。我相信这不是为了承担责任，而是要摘桃子。在上下级之间，在老师与学生之间，这种事件经常发生。虽然有时下级或者学生也会反抗，但更多的时候，下级或学生常常是不以为然或者默默忍受。就如同过去手艺人学徒先要给师傅当几年仆役一样，导师在未毕业的学生的成果前署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也有的时候是下级和学生主动请上级和老师署名，这自然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想要借助老师的名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申请更多的经费，或者干脆就是行贿。作为导师和上级，在自己没有参加工作的科研报告上署名，虽然有时也会有些风险——据说去年北大就有一位青年科学家做了一件这样的事，结果该文章被证明有假，使得那位附名者十分尴尬——但大多数时候，是无风险的不劳而获。
由于科学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研工作往往是有组织的集体工作，一个集体里谁是作者谁不是作者有时就不大好说。在地学界有一个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就是李四光是不是大庆油田的发现者？在我们自小到大的教育中，大庆油田是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出来的。但是，许多地学界人士认为，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的是黄汲清和谢家荣，具体领导石油普查工作的是黄汲清，而李四光最初是反对在大庆一带找油的，只是由于黄汲清的一再坚持，李四光才同意把大庆列入普查范围之内。李四光被宣传成大庆油田的发现者，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坚持当年的结论，并有人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也不再提地质力学与大庆油田是否存在关系，而是从大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不是个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项有组织的系统工程。当时李四光是地质部部长，他领导了当时的全国地质普查，他批准了大庆的勘探计划，所以他应该是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功臣。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么，当时领导李四光的是周恩来，是否可以说周恩来发现了大庆油田？
这种理由虽然荒谬，但是很有市场。它的根据，就叫做“官大学问大”。许多在学术领域作官的人都给自己评上了高级学术职称，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家的样子。问起具体的科研成果，他们也能拿出许多。但是，如果仔细考证，就可能发现，其中有很多成果，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甚至他能不能看懂科研报告都值得怀疑。我当年单位的一位副书记，本是机械一类专业的讲师或者助教，虽疏于专业很久，但仍然成了副教授——是德育副教授。
科学既然是一项有组织的集体工程，这个工程能否实施常常取决于科研经费能否申请得到。现在很多科研领域出现了一些特殊人物，地科院一位研究员称之为“学术地主”。这种人在学术上并无特殊的建树，但是有关系有路子，有通天之能，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搞来科研经费，把具体工作转包给提出这些项目的其他人去做，最后在科研成果上署名。甚至有些国家级科学奖也能被这些人以这种方式得到。不幸的是，这种人不在少数，并且在科学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与他们相比，本文开头所提的那位部队领导实在是太值得歌颂了。
